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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新一輪國家自主貢獻目標首次提出“到2035年，全經濟范圍溫室氣體凈排放量比峰值下降7%—10%，力爭做得更好”。這是“凈排放”概念第一次在國家級氣候目標中出現。

這個“凈”字的提出，看似語義變化，實則關系到未來幾十年中國氣候行動的方向與舉措，意味著我國正在從單一“控排放”走向系統性“控凈排放”，從抓重點領域控排走向增匯與負排放的統籌治理。

就此，中環報記者專訪了2035年NDC專班負責人、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戰略研究和國際合作中心戰略規劃部主任柴麒敏，請他解讀“凈排放”的科學內涵、政策邏輯與未來布局。

“凈排放”不是文字修飾，而是治理邏輯的轉折點

中國環境報：新一輪NDC目標中，“凈排放”被放在核心位置。這個“凈”究竟意味著什么？

柴麒敏：“凈排放”的“凈”，其實是氣候變化科學中的一個基本概念，造成氣候變化的原因就是碳排放大幅增加、碳吸收遭到破壞后的碳循環失衡。這不同于傳統意義上的“排放量”，而是綜合考慮排放源和吸收匯后的結果。簡單來說，凈排放 = 排放總量 ? 吸收總量。凈排放為零，即為人類活動對氣候系統干擾降到最低，是人和自然和諧的狀態，我們也將其稱之為“碳中和”。

以往我們談的“碳排放”，多指能源、工業、建筑、交通等環節的排放源。而“凈排放”則要求在核算時，把森林、海洋、草地等碳匯吸收量，以及工程性碳移除（BECCS、DAC等）都納入進來。需要注意的是，這里所稱的碳吸收或碳移除都只針對二氧化碳，而排放則是全溫室氣體的。

這是一個觀念層面的轉折點。過去的治理邏輯是“壓減排放”；而未來，我們不僅要“減排”，還要“增匯”“移除”。這背后是一種更全面的碳平衡思維，意味著國家氣候行動從單邊“源控制”走向“源匯協同”。

中國環境報：為什么此時提出“凈排放”，而不是繼續沿用“排放總量”？

柴麒敏：這與全球氣候治理的趨勢密切相關。自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開展科學評估和《巴黎協定》全面實施以來，都以“凈零排放（Net Zero Emissions）”作為全球的長期目標導向，因此很多國家在中世紀中葉長期溫室氣體低排放發展戰略中都將采取該表述。國家溫室氣體清單體系也按照“凈排放”口徑來統計——各國提交的雙年度透明度報告（BTR）中，都會以排放源減去吸收匯的結果作為其中最重要的總量指標。

中國這次提出“凈排放”，既是對標國際規則的體現，也標志著國內治理體系升級。

從科學角度講，這個“凈”更符合氣候系統真實變化的機理。大氣中二氧化碳濃度的變化，本質上取決于排放與吸收的差額，而不是單邊排放值。所以，“凈排放”這個表述不是文字修飾，而是治理邏輯的升級，意味著我們在看待氣候目標時，更加注重系統性、綜合性和可持續性。

生態系統碳匯是“底板”，工程碳移除是“兜底”

中國環境報：既然“凈排放”包含吸收匯，那我國目前有哪些主要碳匯來源？

柴麒敏：主要碳匯來源分兩類：生態系統碳匯和工程碳移除。

生態系統碳匯以森林、濕地、草原、海洋為主。目前我國每年碳匯量大約在十幾億噸二氧化碳當量。過去十年，中國新增造林面積占全球的1/4，是世界上碳匯增長最快的國家之一。但這部分碳匯未來會逐步趨于飽和。森林進入成熟期后，單位面積吸碳能力會下降，這是自然規律。因此，生態碳匯可以穩定但難以無限擴展。

這就需要工程碳移除（Carbon Dioxide Removal, CDR）來“兜底”。主要包括：BECCS（生物質能+碳捕集與封存）：通過生物質吸碳，再捕集排放，實現“負排放”；DAC（直接空氣捕集）：從空氣中直接吸收二氧化碳；通過地質利用、化工利用、生物利用和地質封存實現碳的移除。

這些技術雖然目前成本高、規模小，但具有戰略意義。2035年前，中國的工程碳移除可能達到千萬噸級別，雖然占比不高，卻為長期碳中和目標提供“技術保險”。

中國環境報：生態系統碳匯潛力有限，工程碳移除是不是實現碳中和的關鍵？

柴麒敏：單靠減排技術部署和受土地面積限制的生態系統碳匯，往往無法實現真正的碳中和。一些行業減排成本較高、技術不可行，比如石化化工、水泥、鋼鐵行業中難以替代的非能源利用工藝排放；電力行業中高壓開關中使用的SF?絕緣氣體；航運；航運航空及遠程貨物交通排放等。這些“殘余排放”必須通過負排放技術抵消。

所以工程碳移除不僅是技術創新，更是國家氣候安全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這也是未來中國應重點布局的“戰略性新基礎設施”，包括地質封存、管網建設、集輸系統等，都是未來幾十年必須做的系統工程。

中國環境報：目前，我國與發達國家在工程碳移除方面差距大嗎？

柴麒敏：整體處于追趕并部分并跑階段。美國、歐洲等國家起步早，政策激勵體系完善。美國《通脹削減法案》（IRA）就明確對每噸封存的二氧化碳給予85美元以上補貼；歐盟建立了碳移除認證框架（CRCF），鼓勵市場交易。中國目前尚無專門的激勵政策，但已經在布局。一些央企在油氣田、化工基地建設CCS/CCUS示范項目，部分民營企業也通過創新材料、碳礦化利用等方式探索商業化路徑。

未來，可考慮將工程碳移除納入自愿減排交易機制（CCER），或者像早期可再生能源那樣，采用財政補貼、差異化調度等政策支持，從而形成完整的市場化路徑。

從“排放管理”到“碳平衡治理”

中國環境報：從國家戰略層面看，“凈排放”帶來怎樣的變化？

柴麒敏：“凈排放”目標提出的意義在于——中國的氣候行動正進入“綜合碳管理”階段。過去我們講“控排放”，重點是能源結構、產業結構調整；而“控凈排放”，要求同時關注碳匯、技術移除和系統平衡。

這是一種從單點控制到全系統治理的躍遷。未來，氣候治理的重點不只是“少排多少”，而是“凈增多少”“負排放多少”。這將推動形成一個新的技術體系、政策體系乃至產業體系。“凈排放”將成為未來幾十年氣候治理的關鍵詞，也意味著中國正從氣候行動的“參與者”走向“規則共建者”。

中國環境報：凈排放下降7%—10%的目標聽起來不大，實現難度如何？

柴麒敏：這其實是一個科學評估后的平衡值。減排路徑往往呈“前緩—中快—后平”三階段：前期（2025年前）能源和產業發展有慣性，一般都會有平臺期，這個階段以制度建設、基礎設施改造為主，減排速度慢；中期（2035年—2050年）新技術規模化落地，減排加速；后期（2050年后）邊際減排成本顯著上升，難減排的領域推進也會慢下來。這是客觀規律，特別是對大的經濟體而言。

7%—10%的目標既具可行性，又保持了戰略彈性。這一目標為我們預留了空間，也避免了盲目“冒進減排”。但實現這個目標需要前期投入大量研發和工程布局，否則會造成后期的“鎖定效應”和“擱置資產”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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